档案文化建设是一项“社会健脑工程”
  作者: cjgl       更新时间:  2011/03/29 10:02:33  文章来源:EAKMRC

档案文化建设是一项“社会健脑工程”

——记忆·档案·文化研究的关系视角

⊙覃兆刿

[ ]记忆的需要催生了记录行为,记录的控制选择了档案方式,档案方式保存了历史标本,文化的历史时空系于档案传承。如果从文化论,记忆是一种文化心理,记录是一种“写文化”,档案则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建构的“管理文化”。鉴于档案记忆功能上的完善和文化使命上的自觉,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堪称一项改善社会记忆功能的“社会健脑工程”。

[关键词]记忆;档案;历史;文化;社会健脑工程

讨论档案与文化的关系,倒使我想起一桩往事。大约在2007年,学院决定每年出版一卷全院教师论文集,可是在这本连续出版物如何命名的问题上出现了小小分歧。当时学院主要有档案、历史和文化交流三个专业,书名自然要顾及各个学科的覆盖。我建议将三个学科名直呈封面,以间隔号区分。可有人指出,这种将“档案”与“历史”和“文化”并列起来的做法,感觉逻辑上过渡不大自然,并建议有条件时单独再出“档案”卷册。我急眼了,一则恐条件合适一语终成遗案,不如就汤下面来得方便踏实;再者,档案与历史和文化放一起逻辑上怎么就不妥了?嫌档案概念小可以用“记忆”来暗指嘛。领导觉得似有道理,出版物最终定名为《记忆·历史·文化》,沿用至今。

我的这种坚持不仅出于对所在学科地位的维护,更是出于档案、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表象背后的内在逻辑。冲着这件在文史教授中发生的事情,档案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讨论是很值得花些笔墨的。恰《浙江档案》杂志社何力迈总编约写档案与文化方面的稿子,我当成一次试着说明档案与文化关系的好机会。如果从文化论,记忆是一种文化心理,记录是一种“写文化”,档案则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建构的“管理文化”。

一、记忆·记录·档案

档案现象的发生和演变,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源起与进步。从社会文化视野来看,档案现象的发生是以记忆、记录的产生为前提的,记忆、记录和档案之间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记忆的需要催生了记录行为,记录的控制选择了档案方式,档案的出现延伸了真实记忆。如果说记忆是记录和档案的一种目的和功能,那么记录便是记忆固化和档案行为的对象。

1、记忆—记录:意识向行为的自觉转化

在我看来,从记忆到记录的过程,是意识向行为的自觉转化。意识即是人类的记忆需求,包括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两方面;行为表现在记录的能动性和目标性上。

人们对记忆有意识的维护,借助生命外力延伸记忆的档案行为可视是社会“健脑现象”,是一种记忆的社会自觉。个体记忆(微观视角)一般理解为脑的功能。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对记忆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叫它“火在蜡上烧成的景象”,它既是一种生命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物的反映。识记、回忆和认知都是记忆的过程。人的记忆主要以回忆(再现)和认知(再认)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前感知过的事物虽已消逝,把对它的反映重新呈现出来,叫做回忆;客观事物在眼前,感到熟悉,确知是以前感知过的,叫做认知。可见记忆是一种“存入”与“取出”的机制。

个体记忆是反映生命机能的一个基本方面,由于记忆,人类才能保持过往印象,使当前的反映在先前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达到更全面、更深入。社会记忆则是社会文明机能的重要方面。有了集体或组织的记忆,人们才能积累经验,扩大经验,共享经验。因此,没有记忆便没有知识,没有一切智慧活动,人类文明就更不用提起。

因此,从记忆的原始机能到社会功能演进的全部历史无非是自然本能向社会文化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与变化均是在记录行为中完善与发展的。关于记录的理解,暂且借用罗兰·巴特对摄影的一个精辟解释:“摄影的真谛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这个存在过’”。[1]所以,记录就是使外界事物,不论是已经被感知的还是猜想推测的,通过一定媒介表现出来,显示其“存在过”。在原始社会,人脑天然地充当记录工具,随着事物发展与认知扩张,特别是突破个人记忆范畴之时(人与人发生关系时的记忆)选择外界载体作为二者或多者认可的“存在物”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个“存在物”正是档案。

2、记录—档案:管理与功能的实体控制

档案从总体上说是源于管理控制的需要,是个体之间和组织行为中对公信凭证依赖的结果。档案,从静态上看,即是人们有目的有选择有秩序地保存下来用以记忆的历史记录;从动态上说,便是人们对记录行为的实体加以维护、保存、利用的管理过程。档案在家族实现了对血缘伦理的维系,在组织则体现了公信秩序的维护。

我不太赞同将文字和阶级看作是档案现象发生的必要条件,而是认为,人类延伸记忆的需要推动了记录行为的发生,记录实体的真实性维护与寓意解读的需要催生了将记录集成保管的档案行为。这种档案行为使一般记录物打上了“档案”烙印。“人类在通过声音来相互交流他们的思想的情况下,感觉到有必要设想一些新的符号,以便于把这些思想永久保存下去,并且使不在场的人也能知道这些思想”。[2]符号我们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包括了图画、文字甚至实物记号,如中西方都经历的“结绳记事”,其实已经反映出清晰的档案意向。中国古人讲“结绳而治”《易.系辞下》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就是借助于结绳记录及其证据力来佐助管理公正,可见档案是管理意识萌生的产物。如图所示,上面的粗绳我们可以视作档案柜,每条挂绳则是卷盒,而每个绳结则类似一份文件。那时有专门的结绳官,不同的“结”表达不同的含义,可见已是典型的集中规范保存记录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档案行为”。

如果我们细读一些管理学经典著作便可发现,凡是从根柢上认识管理现象的管理学大师都是重视记录的保存,有的还直接将重视记录和保存记录的行为解释为“档案”。如“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强调记录及其保存。针对参与实验过程的工人,他坚持“对每个工人都设立一个档案,记录其优缺点”[3],说管理人员的“第一责任”便是主动将工人们实践积累的传统经验记录下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4]“现代管理的真正之父”法约尔先生则在晚年总结学术时提出了“管理机器论”,指出管理机器就是“包罗现在、过去和将来的记录系统。在此系统内高级参谋人员所作的贡献,加上外来信息,能使经理们拥有尽可能好的手段来评价其决策的可能的结果,它必须包括调查、计划、报告和统计资料、会议记录和统计图表……这就是我要论述的管理机器的组成要素。”[5]

德国著名管理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中,针对“合理性的”(或理想的)组织模型设计,十分明确地论证了“档案”的重要性,提倡“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他强调“熟悉档案”,“(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继而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建立行政管理档案原则”[6],把“精通档案”视为一种重要的行政管理技术。他认为,如果说一个组织在精确性、可计算和衡量性方面存在优势的话,那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更加基础的技术优势——“档案”之上,他坚信“职务执行建立的基础是档案保存和一个常设的管理班子”[7]

二、档案是社会文化现象

梁启超先生曾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8]我倾向于将文化定义为“自然的人化”,即“人类作用于自然界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全部活动”[9]。既然是“共业”,既然是“全部”,那么“文化”的保存是否可以理解为人类知识的整体记忆呢?档案方式的资源积累、人的实践和同构与对应、自然存在的时空联系、先验知识的代际交流和社会传播等等,刚好符合了文化的特质。因此档案工作是一项文化事业,档案工作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

1、档案生发机理是记忆本能社会化与人化的基本动源

“大档案文化”观逻辑指出档案文化起源于人类对记忆的需求,这是档案起源的根本原因。从档案现象的生发机理来看,档案文化首先内在于单个的自然人需求,随着社会事务和实践领域拓宽,凝结于一定组织结构的规范性档案文化——小档案文化形成。大脑自然记忆的局限在社会条件下日益显露,社会记忆形式的出现,一方面塑造着私人社会的档案行为,另一方面强化了公共组织的档案规范。

“社会记忆”,从纵向看,社会中的人并非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尽管直接地生活在当下现实的时空中,却又保存有过去文化的延续。从横向看,社会中的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社会群体的记忆积累,使个体记忆的涉及范围大大扩展。自然记忆到社会记忆的演进表明:档案作为文化的起源,自在地指示人类活动方式与范围,档案——社会记忆形式既是人类面对世界的产物,也加深了人化了的世界。由自然条件下的单个记忆到社会条件下的单个记忆与公共记忆,是社会记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档案生发机理推动着记忆本能社会化与人化,使文化的发生于传承突破的时空界限。

2、档案既是功能性概念又是文化性行为

目前,我国对档案的通行解释一般都归结为“历史记录”。而档案作为记忆信息和记录实体的客观性和实证性维护,从管理意义上是一种“可以称为历史的先验知识的东西的作用。”[10]是一种对记忆真实的和记录联系的固化。[11]对“档案是什么”的问答,实际上是对档案本质的解读。从实相领域看,档案的前身在于记录物;从功能上看,档案就是“保存”、“维护”、“控制”、“开发”等对原始物的管理行为。档案文化正是在由内而外不断生发、不断显化的过程中形成,即档案意识—档案行为—档案实体的认识与实践辩证发展。档案方式是因档案心理的催生,借助一定的凭证实体和信息满足人们记忆和记录控制的文化现象。

在效率主义大师埃默森的理论中,我们注意到这种“记录”的几个特征:一是“准确”,二是“及时”,三是“永久”,我们分别可以理解为“原始”、“同构”和对信息的“保存”。《效率的12项原则》一书强调组织必须有“永久性的记录。”其中6项原则指出“准确、及时和永久性的记录”[12]是“作为决策依据的事实资料”。[13]

3、档案对应历史并参与构筑社会文化传统

“档案是历史的河床”,是刻画民族传统的原始标本,是接近历史、研究历史的最佳材料。档案与历史的关系,表现为档案选择“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档案”取向两个方面。中国教育界的“大师之问”也应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思考。为什么建国以后没有出现公认的史学大师?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史学家与档案馆之间的隔膜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正如开篇所言,档案、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档案是一种先验的实证性知识,是一种时间扩散的系统,“脱离不了历史性”,“不能在事件之上并在静止的天空中构成超越时间的结构”。[14]既然我们无法完全复制历史,便只可能尽量加大与历史真相的耦合。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档案陈述的事实最接近于历史,而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最好方式,其积累形式,时间和空间的系统架构,总体上符合了文化传承的需要。

三、档案文化建设视阈的“脑部”机能改善

档案是历史的标本,文化是档案的实质,加强档案事业就是加强社会记忆机能,因而档案文化建设堪称一项改善社会记忆功能的“社会健脑工程”。

档案方式可以让历史得到更直观更生动更令人信服的呈现。在我们熟悉的纪念活动、组织历史陈列室,让我们觉得最有印象的往往是档案记录。正如福柯所说:“档案使它们不会与时间同步倒退,而是使他们发出明亮的光芒,就像看上去离我们很近的星星实际上是从远处走来那样,而其他当代的事物已显得惨然失色。”[15]

1、档案文化建设者首先要增强“史官”意识

诚然,史学家要有“档案意识”。德国史学家兰克之所以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得益于他率先借助于档案查阅和整理,用更具说服力的原始档案开展的研究更让人信服,从而开启了新史学风尚。在他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借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16]

在我国,一批近代大师级学者无不重视档案在修史中的作用。龚自珍、张之洞、罗振玉、蔡元培、孟森、梁启超、沉兼士、胡适、刘复、傅斯年、顾颉刚、姚从吾、徐中舒、傅振伦等人从史学出发对档案进行了很多评价,强调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应受到珍视的“一事之直接的记载”、 “最下层史料”、“最初未经文人笔所点窜”的资料、“未经过改篡而仍保存一件事真象的文书”、“未掺过水的史料”、未经“糟蹋过”的“原料”。它“或本躬历,或根考据,类能剔抉隐闷,道人未道”,可以“补正史之缺”,“可以报告事实的真象,可以决定历史界的流言”。因此,只有档案才是“足以流传久远者”,其“弥可宝贵”,“重于文绮珍玩为倍万”,理应视作“最为崇高”的史料“瑰宝”成为史家“之所珍”,“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17]

但是,史学家研究的依据须得档案机制来保障,所以档案工作者首先要有“历史意识”。诸如历史的多维度、历史的细节、历史的明暗面、历史的过程性、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这些意识,对于档案工作更好地实现社会记忆功能显然是有意义的。著名档案学家库克教授的话引人深思,他认为留给后人的历史面貌不决定于历史学家打开卷盒的时候,而是取决于档案工作者将什么文件或记录装入档案盒的时候,取决于那些对说明历史真相有价值的记录因为没有被选择而失落的记忆。[18]蔡元培先生说,“信史是要从档案中来考核出来的”,档案馆应该有更强的历史责任和历史呈现意识。只有这样,档案馆才能在功能上增强主动记录、更理性地架构资源。资源是吸引史学家的基础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思考片面的档案资源可能会导致史学家的错误结论。

2、档案文化建设要有文化“多层”和文化“样本”意识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从记忆功能言,档案馆可以对时间和空间作尽可能周全的观照。我们要站在文化的高度来构建档案馆的资源体系。文化的多样性和层次感,要求档案馆藏具有丰富多样和与社会真相对称的立体结构。在两个体系建设中提出加强资源体系建设是档案馆文化自觉的表现。我们现在的馆藏过于重视机构来源和红头文件,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时空;过于重视结论信息,而忽视发展过程;过于重视大而全,而忽视典型性和细节……这样的社会记忆无疑只会是残缺不全的、粗线条的、重复冗余的、枯燥无味的。这不光使史学家对档案馆少有信心,民众更是因为与己无关而难增热度。

文化的质感和生动性要靠鲜活的样本来诠释。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认为,档案的优势在于细节和过程。前不久在北京听赵国俊教授发言,他举例质疑我们的档案馆是否原滋原味地保存了一个机构如一所中学的历史真相,我深有同感。档案馆应该起到保存文化样本的功能,若干年后,后人可以最大限度地认知我们今天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档案馆资源建设实则是社会记忆选择和文化取样的过程。我们的名品名号名店,我们的名村名镇名社区,我们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和典型事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特色项目,我们的特色习俗和社会风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构建记忆,实现档案文化储存的关注点。

当然,相对于图书,档案文化的优势在于原真、连续和暗藏其间的联系,在于与社会实践的对应与同构。档案馆记忆功能的改善和文化自觉还体现为主动记录和真实记录的维系。因而档案管理的逻辑架构和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3、档案文化建设要有“品牌意识”和“宣传意识”

档案的文化属性是档案馆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价值源泉,重视档案文化建设也是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做出的必然选择。某种程度上,档案文化建设可以视作档案事业发展与档案观念革新的突破口和推动机制。

档案价值的发挥与档案宣传工作紧密相关,尤其需要在档案文化建设上加强品牌意识和宣传意识。文化品牌,是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双重凝聚。档案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价值,在实体文化产品中是纯“天然”的原始信息,是很多文化产品的“母资源”。档案文化品牌,关键在于坚守与维护档案文化的品牌优势。从一般意义上讲,档案文化建设必须恪守档案原始记录特征,以满足“尚真”的社会价值和审美取向。同时,只有形成了一定的档案文化品牌,档案宣传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档案宣传的效果,又可以反过来刺激社会的档案文化兴趣和支持。

最后再说一点关于档案文化建设实践的想法。在具体实践中,档案文化建设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充分发挥档案文化的人文资源优势,着力建设和挖掘与人物相关的记录,形成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物档案史料体系架构;二是要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积累性、连续性、注重过程和细节的特征,有意识地进行不同观测点的档案文化项目取样,细化档案文化品牌,这需要制定长期的战略;三是注意与时俱进,在建设和开发中体现档案文化对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社会教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贡献力;四是在档案文化的建设与社会共享中,充分利用网络、计算机、多媒体等先进通讯技术,以更多地占领文化空间甚至引导社会文化关注;五是加大与其他文化事业部门,如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研究院所、出版社的定向合作,在搭车战略中渐至实现档案文化品牌的社会认知和个性价值。

参考文献:

[1 ]徐喜先、徐建荣.百变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

[2 ][]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4.

[3 ]覃兆刿.企业档案的价值与管理规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0

[4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M]. New York : Harper Bros, 1911.

[5 ]覃兆刿.企业档案的价值与管理规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1.

[6 ]范靖宇.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同济大学学报,2001(12).

[7 ]本书编委会.世界著名管理学家管理法则全书(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8年版,第13.

[8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127.

[9 ]何晓明等.中国文化概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

[10][]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1.

[11]丁健.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与记忆的固化.档案学研究,2002(5).

[12]杨文士,张雁.管理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8.

[13]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5,127

[14][]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2

[15][]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4

[16]张广智.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历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1).

[17]覃兆刿.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12.

[18][]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2).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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